發文作者:Wonderland Villas Focus Group | 十二月 23, 2009

從反高鐵看人民力量

以下是今天的剪報, 明確的展示出若意見被忽視, 一定要站出來發声. 更重要的是自發起動, 不要靠任何政客, 政黨. 這是人民力量的最新及絕佳示範. 閣下可感受到此事的啓迪嗎? 任何改變都不會自動來臨, 惟自發盡力爭取, 始有希望.

新報 2009-12-23
作者: 王岸然

反高鐵出現新人民力量

高鐵的撥款在立法會財務小組,意外地因為泛民議員故意拖長討論時間,用所謂玩弄程序的技巧,令討論超過原定的10個小時,因而不能審理完結,押後3周。這其實不是大勝利,只是押後,能否真正拉倒高鐵的上馬決定,保留菜園村,一切還是言之尚早。

今次運動不靠政黨發動
暫延撥款之後,泛民政客跑到立法會外,面對數千民眾大抽政治油水,期間有人叫出「多謝泛民」的說話,多謝甚麼?他們只是延遲了撥款,他們的工作(要更改高鐵的規劃)也許只是開始,民主黨兩個星期前才因為收了幾隻燒乳鴿後真正改變立場,民間在七八月間已經開始的撐菜園村行動,他們從來不聞不問,他們應該為自己的後知後覺而道歉,怎麼還有面目承受人民的多謝?

政客的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心態,是間接令到高鐵事件成災,事到今天,政府已經將威信押了下去,高鐵若被拉倒,其後果是巨大的,中央又要出手背後發動各派支持,大概從來也沒有想過這個669億元的巨大基建,會因為幾十名文化水平有限的農民的堅決抗爭而最終要拉倒。就是到了今天,連泛民政客心中也以為不會,對政客而言,一切只是為政治積分而演的戲。

但人民有力量,今次事件已顯示出來。今次的運動沒有政黨的發動,只是單純民間自發起動、拉雜成軍的一條戰線,居然也可以號召兩三千名普通市民去包圍立法,其中反映的深層問題,官員可有想想?筆者相信他們連分析研究的能力也沒有。

英治時代,英國人將公僕高官的管治神化,回歸之後,因為董建華欠缺領袖能力,治港的責任再次依賴政務官員,這些人被吹捧成精英,但二十多歲從大學一級榮譽畢業就當官,根本不了解民情,筆者相信這群政客加上高官也從未面對類似菜園村這種人民直接行動的社運模式,這是新人類的人民力量。

固有模式看問題難理解
在某一程度上,這當然是互聯網出現,令網民可以互通訊息,亦可以利用訊息的方便,動員關心事件的人起而行動。在互聯網上人人都是主人,也是主角,組織行動當然是一盤散沙,傳統上以為沒有有力的組織動員,不可能有大數量的集體行動,我們習慣了的示威模式,要麼就是表演性的四五個人行動,要麼就是高度組織化與機械化,如工聯會及民建聯,在泛民就是民陣、教協,或是工盟,蛇有蛇路,但今次的數千人是誰叫出來的,官員可以找朱海迪講數,請他叫停行動嗎?找陳巧文作同一要求可以嗎?
傳媒喜歡依既有模式尋找英雄人物,今次會十分困難,因為相關人物太多。菜園村的高春香是,高鐵專家組個個學者都是,一個叫80後世代青年人的群組據說亦是主角之一,找幾個懂說話的年輕人做訪問不難,但要找出誰是重要人物,要找出這個反高鐵聯盟的組織形態、運作情況,暫時沒有傳媒辦得到。

有研究一下外國新人類思潮的人,也許會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但以固有模式看問題的政客與高官就無法理解,亦無法應對,只能被群眾帶着走。由於政客,特別是民主黨的政客已經建制化,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階層,新的人民力量正在靜靜起義,他們會改變社會,成為另類力量,有厚望焉。

星島日報 2009-12-23

八十後激進手段「站出來」 意見被忽視抗爭式發聲

「反高鐵」事件鬧得熱烘烘,近日八十後年輕人赤腳「苦行」更成為不少傳媒的報道焦點。有人批評他們為反而反,有媒體把反高鐵行動視為「世代戰爭」,曾特首認為,年輕人壓力大求發泄,事件引發起社會討論八十後的定位。有學者認為,現時社會向上流動性少,政府忽視年輕一代的意見,逼使他們採取較激進的手法「站出來」發聲。
記者梅思貽王東亮

上周五數百名示威者佔據立法會門外停車場,除了菜園村的居民外,當中不乏大學生及八十後的年輕人,部分示威人士圍繞立法會,作二十步一跪的「苦行」,捧着象徵納稅人血汗錢的米和小麥,每行二十六步停下來,叩頭跪地,象徵全長二十六公里的高鐵香港段要先「停一停」,場面傋受矚目。

後來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一個電視清談節目說,現時很多年輕人不斷表達訴求,例如高鐵或皇后碼頭事件,反映年輕人競爭壓力大,有怨氣想發泄,是可以理解。

「苦行」反高鐵只為歸屬感
年輕人參與示威行動,與背後壓力大是否有關?不同人士有不同看法。一九八六年出生的吳淦濠參與了該次示威,他於六七月開始留意高鐵事件的進度,「最初政府說要建高鐵,我們不知道有這麼多問題,後來網上媒界開始討論建高鐵帶來的問題,例如菜園村要遷走、建高鐵挖隧道要經過民居、還有高昂的造價等,就開始關注。」

大學時主修政治,剛踏出社會工作的他坦言,每年都會參加「七•一」遊行,對個別議題有意見時,也會發聲,但自己並非社運的熱切參與者,今次參與反高鐵示威,絕非出於怨氣,而是因為他們對香港有歸屬感,加上高鐵事件對他們也是切身問題,「如果高鐵真是蝕大本的話,要承受結果的正是八十後這一群。在心態上,我們比起上一代,對香港更有歸屬感,其實對事件感不滿的,不只是年輕人,只是我們有繼續堅持表達的動力,也覺得自己可以感染其他人。」

自覺空間細難有出頭天
吳淦濠坦言,八十後這一代發展空間的確較小,「不少朋友出來社會工作,感到只是做牛做馬沒有前途,也沒有升職機會,而且香港發展不夠多元化,除了從商發展較好外,選擇不多,很多人只好放棄理想。」他說,他們這一代的自我滿足感,很多時來自建立個人興趣,以及維繫自己與朋友及家人的關係,「八十後比上一代肯花時間與朋友、家人在一起,記得畢業時,有些朋友很想加入四大會計師行,但也有些同學一聽到工作時間是朝七晚十一就不考慮,這一代人比較注重自己的私人時間。」

另一個八十後年輕人──香港社工學聯外務副會長唐莉娜,曾親身走訪菜園村、邀請主席高春香作分享、且參與「反高鐵」遊行。她批評政府未有體察民情,「政府常常以錢壓人,何不問問居民意願?」她坦言,自己是社工系學生,多接觸社會重建、公平公義之事,「是社會鼓勵我們企出來為菜園村發聲,就連大學的社科系、學生會等都有宣傳遊行,走訪菜園村亦獲得超額一倍的報名申請。」她認為,是次「反高鐵」湧現的年輕聲音,是真心支援菜園村的聲音,「年輕人要表達自身的訴求,大可參與「七•一」遊行,無必要藉個別事件去發泄對社會不滿,希望政府不要肆意扭曲年輕一代的心理。」

上位須有「超出預期」態度
不過亦都有年輕人認為,八十後的人要「上位」,並非難事。一畢業就在Big4工作四年多的黃小姐則直言,「會計及金融界,大多按工作表現晉升,我現時月薪逾三萬元,是剛入行時的三倍。身邊的朋友都是做金融、銀行、Sales等,底薪連佣金都有兩、三萬元。一些更通過轉工升職加薪。不過可能要視乎不同的專業及公司背景,打政府工或到本地公司工作,可能會較難『上位』。」

與不少八十後共事的何先生,本身是七十後,四年多前加入美資公司,至今已晉升了三級,年薪達七十萬元。他指出,年輕一代的學習環境比從前好很多,故社會對其要求略高是合理,亦不認為社會給予他們太少機會,「我今年三十一歲,讀完碩士就出來工作,發現身邊的人工作情況非常兩極化。有一批好出類拔萃,有一些年屆廿七、八歲都不知自己做些甚麼,完全無目標。與其說社會沒給他們機會,不如說他們自己懶!」他續指,過去曾擔任大學導師,「有大學二年級統計學系學生在考試前一天,才請教我一些基礎問題,明顯是準備不足。」他又指,公司一向都有培訓新人,「發現他們中、英文、書寫,甚至連會話都有問題,希望他們做每件事都抱着『exceed expectation(超出預期)』的態度,時刻超越昨天的自己,才能在社會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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