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Wonderland Villas Focus Group | 一月 22, 2010

反高鐵從來沒有衝擊立法會 (2010-1-22剪報)

雖然, 本地很多傳媒被收編了, 又有些學者向政權靠攏了, 畢竟, 香港還是亞洲區中言論自由受到保護及尊重的地方, 市民還可以看到以下的數篇, 跟主流媒體意見南轅北轍的文章. 最令人意外及驚喜的是羅耕,《信報》內《財經DNA》的其中一位作家, 一連兩天在信報罵曾蔭權及其政府. 1/21/2010” 政府目中無人”, 1/22/2010” 多行不義 必遭天譴”, 筆者看後, 大感快慰. 但對將來有違長官意志的文章是否還可發表, 不感樂觀.

信報財經新聞 2010-01-22
作者: 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反高鐵從來沒有衝擊立法會

社會事件的意義,不單決定於組織者與參與者,還在於人們的詮釋,「反高鐵」運動是個很好的例子。

呂大樂在一月十九日的《信報》中指,「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不是和平抗爭,是衝擊立法會,違反「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這樣的描述與判斷呼應不少媒體的影像畫面,讀起來似乎順理成章。這樣的詮釋如果是出現在報章社評,我是見怪不怪的,反正部分媒體的公信力已江河日下,但出自本地重要學者兼泛民人士呂大樂的筆下,其意義非凡,讀後實在感到有需要認真指出呂大的錯誤,包括事實上、概念上與邏輯上的錯誤,因為,它們不是偶然的,而是非常系統地出現,嚴重扭曲香港的政治討論空間。

針對官員及保皇派
首先,呂的錯誤不在於他自認的「保守」,保守也可以基於事實,可以概念清晰一致,合乎邏輯。呂在文章中沒有說明,示威者違反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是什麼。一群自始至終皆在議會之外的群眾,到底如何違反議會的規範與倫理?除了一次旁聽席上喊口號,短暫打斷了會議一陣子外,議會的討論與表決沒有被打斷過;除了落在黃宜弘頭上的膠樽外,沒有議員與官員被襲。事實上,連那個「神奇膠樽」到底是誰擲的,也存有爭議,有現場參與者在電台節目上指控是便衣警察所為。

其實,示威者圍堵行動的對象,根本就不是議會,衝擊的不是立法會,而是官員與保皇派,否則,何以圍堵行動會在表決最後一刻才開始?何以組織者在議會外集會,群眾要花幾十小時看議會直播?示威者圍堵立法會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知道快要表決撥款時,有感過程與結果不公義,所以,要求鄭汝樺代表的行政當局(而非立法會)跟反對者對話與撤回方案。

群眾在圍堵的過程中遇上了警察的阻礙,發生了衝突,部分人推撞鐵欄與防線,警察發射胡椒噴霧,許多市民也坐在馬路上。他們的確違反了警察的命令;在警察眼中,大概也是違法的。

不過,違法跟衝擊立法會這個制度,或違反議會規範與倫理,在分析上是截然不同的。把這些不由分說地混在一起,令人感到莫名奇妙。

不管你是否同意反高鐵人士的立場或策略,以上都是基本事實,也在媒體的資料中(而非印象)得到確認。我不明白為何呂會把以上化約成「衝擊立法會(議會規範與倫理)」,他更順勢把示威者描述成「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

從上文下理,我只能看到一個原因,就是呂太急於宣示自己的民主運動策略:「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因此,有意或無意地豎立了一個稻草人來打擊。
筆者不是要跟呂大樂辯論他的策略好壞,我只是想指出,要確立任何策略,不應以違背事實與扭曲概念的方法,把各種社會抗爭化約成「溫和理性」或「激進盲動」,而不去理解社會行動最基本的動態。我不想猜測呂大樂的動機,但如果有人故意這樣做,是不誠實,是不道德的。

呂大樂的文章後半段猜測輿論的走向,估計運動的成本風險,我不想就着這些猜測與估計爭辯,因為,有意義的討論,除了需要宏觀的分析,還應該建基於對社會運動行動者的經驗性觀察、認真的詮釋以及具分析性的概念。當某個社會運動不符合自己預設為「理性」的秩序與規範時,便化約成「全面否定秩序與規範」,這種二分法(在一系列呂大樂批評「五區公投」的文章也約略看到,此處不贅),並不符合最基本的社會學分析要求。

早於五十年代,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曾批評當時流行的
「結構功能論」,他指出,高度抽象化的「規範」、「體制」、「秩序」等概念之間, 形成 一種封閉的語法關係(syntax),並不是有助理解現實的語意(semantic)工具。 行動者在具體的結構與歷史脈絡中的實踐,才該是一個具有社會學想像力的人關心之所
在。

開拓新民主運動
我在這裏不妨「利益申報」一下,我是「反高鐵」運動的參與者。這場運動讓我看到的,不單不是「衝擊議會民主」,反而是以「議會」作為舞台(因此,據我所知,一些反議會的行動者曾對此頗為不滿),試驗、實踐與擴展民主的內涵,這包括結合戶外直播議會實況與大型群眾集會的創舉,訴求上把過去二十年的普選與平權聚焦在功能組別的特權,透過菜園村,使之與近十年社區文化民主論述融合,提出另類發展的願景。這已不是「普選運動」與「文化保育」四個字可以概括了。

「八十後」的旗幟,更嘗試開拓一個新香港與新民主運動的視野。看着那麼多年輕人的直接情感與自我組織力量,比較起平日乖乖坐在教室的學生,那種場面實在讓人感動與驚喜。身為參與者,也許我有浪漫化運動的傾向,但我很難想象,參與了香港民主運動二十多年的呂大樂,竟然可以對這些隻字不提,無動於衷。

要充分了解這場運動與帶來的變動,時候尚早,自問力有不逮,但怎樣的詮釋或研究,也不能脫離事實,而固有概念更不能不加分析地亂拋,反而需反省批評。究竟呂大樂預設的「秩序與規範」是什麼?在現有建制秩序遭到如此大衝擊的時刻(不是政府「民望低」那麼簡單),該守護的「秩序」與「規範」是什麼?恐怕答案不是一句「議會民主」或「保守」,便可自圓其說的。

信報

羅耕是《信報》內《財經DNA》的其中一位作家(每週撰寫兩至三期),以獨有的 「拼圖」嘗試預測及解釋經濟現象,經濟根基不弱. 今天, 連羅耕都不談論股匯樓金,大筆痛批特區政局的畜牲奴才,可見民忿之深.

羅耕: 政府目中無人 2010-1-21
撥款過了,政府勝了,乞人曾還要連同下屬出來擺款,簡直是乞人憎至極點。

政府辦事,其實從來都是目中無人,話行就行,從港英到現在皆如是──小至研究香港電台出路的方案小組,大至整個中央政策組,統統都是傀儡,做場大戲假諮詢矣;對於政策制訂,在下親歷其境,基本上是行政長官聯同行會等人全權話事,下面照辦。

獨裁有時問題不大,港英年代更為獨裁。當年不會有假諮詢,因為根本不用諮詢。當年官商勾結更為嚴重:滙豐銀行可以扮演央行角色,數家英資大行大抵已支配香 港。不過,英人在官商勾結之餘不忘基層利益,雖不致利益均分,但亦盡其可能回饋市民。如今,在中共濡染下的特區政府,只會趕盡殺絕。不單基層不會有丁點利 益,壟斷成性之下,中產甚至中上層亦慢慢墮落,成為日本人語的「下流人士」,形成一股怨氣。

面對此一怨氣,乞人曾曰:「貧富懸殊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現象,政府無以為之。」

多行不義 必遭天譴_ _羅耕 2010年01月22日

港官好學不學,學足中共弄虛作假:造假資料、作假諮詢、弄假民意、過假立會,以為這樣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就可以瞞天過海,侮辱百姓智商。沉默的永遠是大多數,加上中國人素來奴性甚重,若非大是大非,一般忍過便算。中共與港官正是看中此點,溫水不斷煮蛙,底線不斷褪下。

衝撞過後,乞人曾班子齊發聲明,要整治「敗類」云云,擺明以石擊卵。綜觀曾治多年,幾乎每次大禍都是由把口闖,由六四論、代表論以至近日的言論,「禍從口出」實至名歸。乞人曾口口聲聲以民為本,但與中共的什麼為人民服務一樣,是徹頭徹尾的掛羊賣狗。如今,整個特區政府在中共的淫威之下,已徹徹底底地站在群 眾對立面。

沒錯,近年示威人數確在減少。不過,在中共聯同特區重手落藥的「刺激方案」下,數字其實早具「上升潛力」;而在民怨沸騰的基本因素推動下,數字快將「見底回升」。千人示威可以出動警察人盯人來「噴人」;萬人遊行又可如何?出動解放軍全數拉人?假使十萬人僅只圍堵靜坐,那又如何?不如再學中共,出動坦克統統輾過,好不好?

十萬人來圍堵靜坐,有無可能?香港百萬人上街都試過。別以為在中共號召下舖天蓋地大賣廣告就可營造 民意假象;這只會再次侮辱百姓智商而已,群眾眼睛是雪亮的。造假是中共的拿手好戲,但請謹記林肯講過:"You ca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nd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大國崛起令中共沾沾自喜,以為壓倒一切就是治國真諦。世人即管放長雙眼,看你橫行霸道到幾時。 多行不義,必遭天譴。

以下這篇, 大意是反高鐵的市民, 不應受到曾蔭權的嚴厲批評. 香港市民從2003年7.1到目前, 每一次上街, 表現都是極為克制, 跟海外的示威者相比, 香港警察應該讚揚, 而不該胡亂批評香港的示威者.

南華早報 2010-01-22
Protesters do not deserve this criticism

Our officials could use a reality check. They have labelled a series of mass protest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year violent, irresponsible and radical.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am-kuen called on some of the demonstrators to reflect on their actions. One wonders which demonstrations were being referred to; those held so far have been so peaceful and orderly that police have not laid a single charge. Hong Kong is generally a polite and safe city. We stage our protests in the same way. Some people get overzealous when they take to the streets; two policemen and a protester were slightly injured when a police cordon was charged outsi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liaison office on New Year’s Day. But such incidents are rare.

This was exemplified by the 500,000-strong rally against the proposed anti-subversion law on July 1,2003. The issue was emotive, yet the demonstrators were restrained. Not a single arrest was made.

Protests over the Hong Kong-Guangzhou rail link outsid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last weekend were mostly calm. For much of the time, there was a carnival atmosphere and police sensibly adopted a restrained approach. Emotions ran high after funding for the project was approved and there was an attempt by a minority of protesters to remove police barricades. But the protest could not fairly be characterised as a radical or violent one,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to similar demonstrations overseas.

Violence cannot be condoned. It is clear, though, that most protesters in our city know the limits and will not stray across them. Few other cities are as fortunate – their large-scale protests are often marked by fights, drunkenness and bad-tempered clashes with police. Hong Kong’s officials should be praising the generally good behaviour of protesters, not criticis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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